迈克尔·辛的义举与英国穷人的债务危机

近日，英国演员迈克尔·辛（Michael Sheen）为家乡南威尔士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深陷债务困境的乡亲们解除债务的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位曾因扮演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而闻名的威尔士演员，捐出了10万英镑，为约900人偿还了总计100万英镑的债务，这一事迹也被完整记录在了纪录片《迈克尔·辛的秘密百万英镑赠与》（Michael Sheen’s Secret Million Pound Giveaway）中。此前，随着塔尔伯特港的炼钢高炉关闭，许多居民失业，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迈克尔·辛发现了金融系统的漏洞——贫困者的债务常常被打包成金融产品出售。于是，他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投入10万英镑，成功收购了总计100万英镑的债务，随后注销该公司，塔尔伯特港的乡亲们的债务因此一笔勾销。纪录片在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播出，《卫报》评论称，辛的这一举动堪称现代版的“罗宾汉式”义举。

《迈克尔·辛的秘密百万英镑赠与》剧照

对于熟悉迈克尔·辛的人来说，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他并不像一些演艺人士或富裕阶层那样将慈善视为公关秀。辛自己表示，1980年代塔尔伯特港发生的矿工大罢工已经唤醒了他的政治意识，而他在演艺生涯中获得的成功和积累的财富，使他有能力且有意愿关注更为实际的社会问题。现年56岁的辛早在2018年便创立了“终结高利贷联盟”（End High Cost Credit Alliance），致力于解决贫困群体的债务问题。而他为南威尔士乡亲们解除债务危机的举动，源自2016年，当时他还住在洛杉矶，看到了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在脱口秀节目中仅用6万美元就购买了1500万美元的医疗债务，并将其全部注销。

辛发现，当一个人无力偿还债务时，这笔债务会与其他人的债务捆绑在一起，被债务收购公司打包购买。之后，债务收购公司会试图以债务的原始价值收回欠款，但如果它们想转售债务，债务的价格就会下降。债务持有人的欠款金额并未减少，但债务收购公司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再次购买债务。因此，辛最终仅花费10万英镑，就解决了100万英镑的债务问题。由于隐私保护法规，他事先并不知道哪些人的债务被免除，只知道大约900名塔尔伯特港的居民因此受益。

近年来，迈克尔·辛一直活跃于公益事业，并自称为“非营利演员”，这并非空话，而是源于他对自己责任的深刻认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收入投入到社会项目和公益事业中。辛并未好高骛远，而是在参与塔尔伯特港策划的戏剧制作后，感受到与家乡的深厚联系，因此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家乡社区。除了前述钢铁厂关闭外，统计显示，整个威尔士南部约有3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辛的慈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他曾在威尔士加的夫举办“无家可归者世界杯”，倾尽全力筹款，但由于资金筹集不力，他甚至卖掉了位于洛杉矶和威尔士的房产来支付赛事费用。在接受采访时，辛坦言，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已经消失，但他也体会到一种“解放感”，因为他明白自己作为演员，依然可以获得收入，且不再需要如此多的财富。如今，迈克尔·辛已不再住在洛杉矶，而是回到了塔尔伯特港。对于近期的义举，他谦虚地表示，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步。

辛的举动和纪录片的拍摄，不仅让人们为这位演员的信念感到钦佩，更震惊于英国工人阶层和普通民众所承受的债务压力，以及这种债务的解决方式。根据官方数据，2023年，超过800万英国人深陷债务，另有1200万人在负债的边缘挣扎。对此，辛认为，除非政府让银行承担起提供可负担信贷的责任，否则这个问题只会愈发严重。债务危机的背后是高利贷的猖獗。虽然近年来Wonga和BrightHouse等短贷平台公司受到监管限制，甚至倒闭，但依然有很多人需要信贷渠道。如果没有可负担的选择，人们就会陷入更加极端的境地，不得不向非法高利贷者寻求帮助。而这些高利贷者往往不受监管，甚至未在金融监管局注册。据一些组织估算，英国约有108万人欠高利贷者的钱，但这一数据可能还是相对保守，因为很多人出于羞耻心，并不愿意公开自己欠下高利贷。

辛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表示，社会上存在许多误解，认为负债者的不负责任行为才导致了他们的困境，认为他们大多做出了糟糕的财务决策，过着超出自己能力的奢侈生活。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依然非常努力地工作，竭尽全力维持生计。例如，一位女性受访者同时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作，还兼职做油漆工和装饰工，但她的工作仅够勉强维持生计，却依然债台高筑。

当然，辛提到的“误解”并非完全是偏见，确实有不少负债者是因糟糕的消费习惯而陷入困境。另有其他受访者就曾表示，自己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失业，导致无法再支付贷款和信用卡的月供，并提到一月份往往是最艰难的一个月，因为会在此时收到圣诞假期的支付账单。最终，在债务救助慈善机构的帮助下，这位受访者逐渐恢复了财务状况。尽管如此，单就在英格兰东部，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努力维持家庭账单和信用卡的支付。部分慈善机构表示，很多求助者在陷入困境后往往会拖延长达一年才决心寻求帮助，而此时他们的债务问题已经相当严峻了。

在迈克尔·辛看来，他此次的举动并非一次性的慈善行为。他拍摄并播出纪录片的目的，正是希望引起系统性的改变，从而缓解英国民众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为此，他还与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合作，敦促政府立法解决难以负担的信贷问题。辛曾花了两年时间与英国银行和政府进行对话，但最终不得不请布朗出面，推动政府立法。辛希望政府能通过相应的法案，以要求银行公开其在金融普惠方面的作为，并促使银行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的信贷业务。他认为，美国已实施类似法规，这可以带来结构性转变，但也担心英国冗长的官僚程序会拖延其实施。

（参考资料从略）

数字永生与AI复活

近日，宇树科技公司公布了一项名为“数字永生方法、系统、设备、存储介质和智能身外化身”的专利构想，旨在通过采集一个人生前的各种“存在痕迹信息”，经过深度学习模型处理，创造出能够模拟这个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的数字化身。

对于浸淫在当代科幻文化中的大众而言，数字永生早已不是虚无缥缈的科技狂想曲。从《银翼杀手》里记忆植入的复制人，到《黑客帝国》中意识上传的红色药丸，从《超验骇客》描绘的云端意识共同体，到《流浪地球2》中数字生命计划的伦理困境，数字永生理念已经深深嵌入到当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中。

《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对数字女儿丫丫的执念。

而当科幻照进现实，数字永生技术最触动人心的应用场景，并非马斯克设想的脑机接口实现人机共生，而是普通人在手机屏幕上与逝者展开的隔世对话。这种看似朴素的互动需求，恰如《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对数字女儿丫丫的执念，折射出人类面对亲人死亡时原始且永恒的渴望。

这种跨越生死界限的执念贯穿人类文化史。从埃及《亡灵书》记载的往生咒语、《奥德赛》描绘的冥界对话，到墨西哥亡灵节的狂欢祭祀、犹太教“七日服丧”仪式、东亚的佛坛供奉，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托梦”与“显灵”，先民们编织出缤纷多彩的生死对话图景。

与死者对话的渴望，似乎是无稽的迷信，却笼罩着科技的历史，特别是与传播技术相关的历史。传播思想史学家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其代表作《对空言说》（又译作《交流的无奈》）中，辟专章论述了与死者对话的渴望如何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努力借助精妙的媒介来传送已故或远方之人的语词、声音或形象，这是电子媒介交流和招魂术交流的共同事业。”19世纪留声机的发明首次实现声纹的物质化，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悼亡者体验到“逝者声波在耳膜上的真实震颤”； 20世纪电视信号与家庭录像带的普及，使“在场”与“缺席”的界限彻底消融，1980年代日本家庭通过VHS重温逝者生日影像，与招魂术形成诡异的共振。新媒介不断提供“记忆的体外存储器”，将死亡从生物终结重构为信息断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今天的人们用AI“复活”逝者，不过是古老招魂术的当代变体。

但同时，这一技术对现实与虚拟界限的消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面临比19、20世纪的“新媒介”更加峻急的伦理困境。

2024年，音乐人包小柏借助AI“复活”了已经离世3年的女儿，让她给妻子唱了一首生日歌。视频在社交媒体获得2.3亿次播放，引发失独家庭群体的强烈共情，北京某公益组织统计显示事件后咨询数字永生服务的家庭激增300%。在包小柏的举动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AI“复活”早已悄然进入了殡葬业，成为一门初具规模、前景广阔的产业。而AI“复活”在用来抚慰和缓释遗憾的同时，也伴随着道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争论。近两年，已有乔任梁、李玟、高乃翔等多位已故明星的家属发声抵制未经授权的AI“复活”。

2025年2月21日，《纽约客》漫画家艾米·库兹韦尔（Amy Kurzweil）和加州理工州立大学哲学助理教授丹尼尔·斯托里（Daniel Story）在aeon网站（aeon.co）联合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了这一伦理学难题——现在我们可以创造与死者交谈的逼真体验，这是残忍的，治愈的，还是别的什么？

在他们看来，AI“复活”不应当成为逝者的替代品和逃避失去的工具，而应当成为一种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艺术媒介，帮助我们构建与先人、历史和记忆的联结。

文章写道，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的参数和普及程度与日俱增，以及个人数据在云端似乎变得永久化，逝者聊天机器人（Chatbots of the dead）技术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可及。对一些人来说，逝者聊天机器人是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哀悼、缅怀和反思逝去的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是去人性化的技术，会勾勒出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它们引发了关于同意、所有权、记忆和历史准确性等方面的伦理问题：谁应该被允许创建、控制这些表征，或从中获利？我们如何理解那些似乎歪曲过去的聊天机器人？但对我们而言，最深切的担忧在于这些机器人可能会如何影响我们与逝者的关系。它们只是掩盖我们悲痛的人工替代品吗？还是说与逝者的模拟聊天有其独特的价值？

文章写道，与他人建立的联系，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共同的意义和温暖，但这些联系会受到时间的侵蚀以及死亡的冲击。痛彻心扉的失去在所难免。正因如此，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发展出了应对所爱之人离世的仪式、故事和其他手段。文章回溯了文化史上与死者交流的多样化的信仰与习俗，认为它们通过强化一种观念，即人类社会能够超越失去的阴影，只要记忆留存，爱就不会消逝。它们让人们在悲痛中得以坚持下去。

但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方社会，支持性社群正在瓦解。我们的精神结构、实践和信仰在数个世纪的祛魅进程中已荡然无存。这或许表明，以科学理性主义为追求目标的技术现代性是造成西方世界与死亡之间贫乏关系的原因所在。

在工业化的西方社会，秉持理性精神意味着将看得见、摸得着、可衡量的事物置于首位。当有人离世时，理性的个体理应结束与逝者的那段关系，然后继续前行。然而，我们的技术文化似乎并未为我们提供新的精神资源，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巧妙的工具，帮助我们远离死亡：我们有药物来延缓死亡进程，有娱乐活动来抚慰心灵，有麻醉剂来麻痹感官，还有其他技术手段来帮助我们逃避和忽视死亡。普通人一方面被大量程式化的死亡场景所包围，另一方面又与真实、有意义的死亡体验隔绝开来。与此同时，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日益富足和强大的技术进步，却在悄声诉说着一种超越死亡的方式，一种新的机械超越论的末世论。在众多这样的工具中，还有什么比一个以早已离世之人口吻说话的聊天机器人更具危害性的呢？

许多评论家将逝者聊天机器人视为一种极其恶劣的否认死亡的表现形式。常见的反对意见是，那些情感脆弱的用户可能会在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中投入过多感情，以至于他们会将聊天机器人与逝者混为一谈，或者忽略逝者已经离世这一事实。

另一种担忧认为，聊天机器人缺乏内在的生命力，逝者与聊天机器人单向的情感关系会带来过度依赖、社会孤立和剥削的风险。逝者聊天机器人可能是由具有经济动机的公司生产的，目的是操纵用户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参与度，由此带来的风险显得尤为严峻。一个被高度商业化（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就能解锁聊天机器人“关怀”的功能！）或游戏化（每天聊天就能升级！）的逝者聊天机器人可能会落入一个无良公司的手中而成为一种危险的工具。

这类批评常常暗含着这样的假设：逝者聊天机器人的目的在于充当逝去亲人的某种替代品。但文章认为，这种隐含的假设是错误的。逝者聊天机器人不应被当作替身或伙伴使用，也不应被设计得尽可能逼真和完整。相反，逝者聊天机器人应当被制造出来服务于一种更熟悉且更复杂的用途，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肉身局限的目的，不是通过技术复活，而是通过想象来实现。

文章认为，我们的人生是通过众多有意义的虚构情节构建而成的，个人记忆便是其中之一。这种记忆形式常常由一系列意象拼凑而成——比如墙上的蓝色玫瑰、一只蜜蜂、一本书、家人脸上的一个表情——我们在讲述自己生活中的场景时将其编织进一个叙述之中。这种拼凑的过程构成了这样一种虚构形式，但它并不与真实相悖。

被抢救回来的文物，比如日记和信件，也能为我们的探索提供助力。我们保存这类文物是为了滋养我们对过去和祖先的想象。我们调查的祖先遗物越多，我们就越能丰富对他们身份的认知，也就越能深入了解我们的家族和自己。

即便没有诸如照片和信件之类的直观物件或提示，我们依然能够基于较为松散的关联进行想象。比如，不经意间提及的关于曾曾祖父母的模糊故事，如果听众有兴趣去想象其情景的话，就可能成为一种提示，从而唤起对过去的想象画面。我们的提示和物件越是详细、具体且多样的，对过去人物的想象呈现就越接近曾经活生生的那个人。但无论准确性如何，表象永远只是表象。

文章表示，如同回忆录、照片、信件、帽子以及口述历史一样，逝者聊天机器人也能满足我们记忆探索的各种目标，为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和身份赋予背景信息，同时帮助我们在时间的维度上建立联系。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虚构的世界，并进入这些世界。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探索和延续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关系。因为聊天机器人并非真实的人，而是帮助我们生成虚构对话的道具，所以用户的对话对象——基于逝者塑造的角色——并非独立于对话而存在。用户通过与机器人互动来创造他们想象中的对话对象。这样一来，聊天机器人赋予用户一种特殊的创造性自主权，在这种自主权中，用户在创造虚构世界和其中的虚构角色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聊天机器人交谈就像即兴表演的艺术。聊天机器人用户既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也是接受性的观众，他们引导着意义、洞察力或娱乐性，同时被引导着去理解这些意义、洞察力或娱乐性。

当逝者聊天机器人被设想为逝去亲人的脆弱替代品时，这种想象潜力就会被掩盖了。这种设定在科幻作品中很常见，比如《黑镜》（Black Mirror）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中，一个悲伤的女人爱上了一个替代其死去伴侣的AI。这种看待逝者聊天机器人的方式是错误的。

《黑镜》（Black Mirror）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剧照

文章认为，应当将聊天机器人定位为艺术记忆工具，而非逝者的替代品。聊天机器人并不一定追求真实感，它们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逝者的全貌。它们不会让用户误以为逝者仍在世，也不会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与一个真实的人交谈。相反，它们通过在想象的空间中唤起对逝者的记忆来强调现实世界的缺失。此外，不必担忧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单向依赖，因为用户依恋的对象是逝者本人，以及代表他们的角色，而不是生成这些角色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AI会肆意篡改逝者留下的遗产。对此，文章强调，这些自由是我们授权给它的。逝者的AI机器人是富有创意的呈现形式，用户应当积极参与塑造它们的形象。对于所有关于过去的创造性呈现形式，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想象力与记忆和历史解读密不可分。我们强调想象力并非要放弃真相，而是要表明真相可以从我们的想象中产生。我们应当以评判所有寻求真理的艺术品的标准，来评判AI的呈现形式。过度情感化的传记电影，可能与故作多情和避重就轻的AI机器人值得同样的批评。AI机器人的不同美学风格将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从情感释放，到治疗性的洞察，到知识的丰富，到历史教育。就像所有美学事业一样，AI机器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创作者投入其中的思考和努力——即创造性的选择。

文章构建的框架指向这样一个未来：我们的技术文化资源将不再仅仅是些俗不可耐的消遣品。它们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摆脱现代死亡问题的途径。它们并非帮助我们逃避失去的工具，而是帮助我们反思自身死亡以及那些逝去之人的资源。它们能够提供一种对先辈所构建的人类共同体的真切感受，并且能够支持甚至促进在悲痛中不会消逝的爱的纽带。逝者聊天机器人存在于艺术、想象和精神的普遍范畴之中。这个范畴在人类的繁荣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章最后陈述，本文所阐述的关于聊天机器人的观点并非万能灵药。即便其设想得以采纳，且具备了用于创造性使用的必要基础设施，仍存在被滥用和利用的机会。那些死气沉沉的聊天机器人肯定会吸引逐利的科技公司。文章所设想的艺术空间可能会被乏味的、令人上瘾的、预制的、铜臭味的、游戏化的商业产品所占据，这些产品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对精神问题感到麻木。但艺术和创意空间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生活中对抗专制力量的源泉，让我们不要将新技术拱手让给狭隘的商业利益所带来的扁平化影响。相反，让我们肯定AI的潜力，以进一步推动人类不可抑制的创造力的精神使命，推动我们对历史和记忆的责任，推动我们对洞察和联结的追求。